当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引发链式变革，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经历深刻重塑，我国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能力有待增强。从本质上讲，这三个形势特征也构成了我国创新发展的三个“关键变化”，即生产力技术底座从“网力”变为“算力”，创新历史周期从“大国崛起”迈向“强国建设”，创新主要矛盾从“有没有”转向“强不强”。

为保障整个创新系统高效运转，必须对创新范式进行根本性重塑，以新范式催生新理念、以新理念引领新实践，进而把握住未来发展机遇。为此，建议：

一、深化青年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一体谋划政策资源，优化青年人才成长环境。一是围绕培育青年人才这一核心任务，整合教育、科技、发改、人社、财政等部门资源，一体部署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改革措施。二是强化青年科研人员普惠性支持。实施青年科学家培养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同等条件下重点支持青年科研人员。三是推动各类科技创新政策向企业人才倾斜。构建面向企业青年创新人才的“阶梯式”科研资助机制；引导全社会提升对企业青年人才的认可与荣誉赋予，并强化其薪酬竞争力。四是加大青年人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的保障力度，在户籍、编制上探索灵活管理机制，试点推行“一地一策”“一事一策”“一人一策”，解除人才成长后顾之忧。

改革评价考核机制，激发青年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一是探索实施学术评价、市场评价、社会评价相结合的人才分类评价制度。针对“空白领域”创新，建立负面清单，明确容错免责事项，鼓励青年人才大胆探索。二是鼓励有条件的职称系列对民营企业实行单独分组、单独评审，支持头部企业开展自主评审，吸引更多人才到产业一线建功立业。三是将资源投入与学术荣誉分开，从机制建设上扭转“重标签轻实绩、重资历轻贡献”的评价惯性。

强化融合实践导向，推动“会读书的人”成为“会创造的人”。一是建立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内核、产业发展动态为标尺的动态学科调整机制，提高现代化产业体系紧缺急用学科专业生均拨款标准。二是创新科教融合、产教融合育人模式，鼓励高校打造跨界融合的交叉学科集群，培养具备创新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探索推行“项目制教学”，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实现“课堂即车间、作业即产品”。三是深化“引企入教”改革，完善校企联合、工学交替等培养机制，推广大学与龙头企业共建模式，开展产业类硕士博士联合培养，建立校企联合研究项目、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优化工科教师聘任评审机制，将三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作为任职必备条件。

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企业高效配置创新资源的前提是掌握足够的资源，并且能够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参与其他主体的创新活动。为此，希望：

支持企业更深程度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一是加大对科技型骨干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由其牵头面向产业链各环节企业定向征集创新需求，凝练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共性问题。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工业软件、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攻关任务。二是建立财政支持企业创新机制。

深化企业在产学研融合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一是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明确各方分工，建立激励相容、分配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用实利提升各方参与意愿。二是构建“企业出题、联合答题、市场阅卷”的创新闭环机制。通过创新联合体等形式，企业牵头与高水平科研平台共同解决产业难题。建立成果在生产线快速验证与应用迭代机制，以市场实效检验创新成果。三是改革高校院所科研项目评价机制，引导高校院所围绕企业需求开展技术攻关。

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构建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的创新资源支持体系，推动税收、金融、场景等政策协同发力。一是增强科技金融服务企业能力。对科技企业给予专项授信额度、贷款期限、利率优惠等政策倾斜。构建“政府+担保+保险”风险补偿机制，为企业重大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风险减量服务。二是用好税收政策。进一步提高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激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三是强化前沿不确定性技术的早期重大应用场景建设，支持企业创新成果的首购首用，加速产业规模扩容和技术迭代，创造更多“世界首创”和“单项冠军”成果。

三、构建“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

政府要将政策重心从定向扶持转向环境营造，通过强化风险兜底，营造更具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

聚焦创新链0—3阶段，鼓励科学家“两条腿走路”，强化基础研究策源功能。一方面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有组织科研，支撑推进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必争领域技术突破。另一方面要用宽松自由的科研氛围和容错机制，支持科学家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潜心研究一批足以影响人类社会未来百年的科学成果。

聚焦创新链4—6阶段，引导投资者坚持长期主义，培育壮大耐心资本。一是要明确科技管理和投资把控分工，让科学家解决技术难题，企业家和投资者把握市场需求，形成化解转化投资风险的合力，吸引更多社会资本主动投入。二是要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以政府引导基金为示范，培育耐心资本。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试点建设科技银行，建立硬科技企业专属评价体系，撬动更多资本投入硬科技赛道。三是要完善政策制度保障。给予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同等优惠待遇，规范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的风险投资回购及对赌协议，加强司法保障，依靠政策的正向松绑和反向收紧，实现投资者和创业者权益的双向保障。健全适应国有资本风险投资的长周期考核评价机制。

聚焦创新链7—9阶段，支持企业家勇于进取，建强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构建“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创新环境。优化政府职能结构，完善数字化服务体系，整合跨部门流程，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普及“政策免申即享”机制，争取企业办事成本最小化、政策受益最大化，为创业者提供更加舒适和自由的发展环境。二是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沙盒监管+信用承诺”双轨机制，健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新技术、新业态实施“包容期”管理，给予颠覆性技术充分试验空间，在可控风险下激发创新活力。三是助力创业者“轻装上阵”。打造低成本、多功能的“创业街区”，推广企业梯度扶持模式，降低创新创业成本。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试点创新风险共担机制，通过制度兜底减轻创业者创新风险和债务负担。四是引导全社会形成尊重企业家的良好氛围。要引导全社会将“被动失信者”与恶意逃债的“老赖”区分对待，保护企业家。

（作者王桂林为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广州市委会主委；许璐为广州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丁禹为广州市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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