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市香洲区: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议治相济”

2017年08月09日10:08  
 
香洲区
香洲区

珠海市香洲区以创建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契机,承担“构建新型社区治理结构,形成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互动模式”实验任务,面对破解城市社区和老旧小区治理的瓶颈难题,创新性提出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议治相济”新模式。以构建“三网融合”多元格局、厚植“三份清单”理念、固化“六议六公开”程序,打造了“区域有特色、镇街有品牌,社区有亮点”的协商支撑点,有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从局部化、碎片化、浅表化的实验,逐步走向全局化、系统化和深层化的探索。

一、背景与起因

(一)中央对完善基层协商明确了新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都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做出重大战略部署。中央对完善基层协商提出的一系列新要求,是党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需要在基层社区认真予以落实。

(二)基层群众对参与协商提出了新期盼。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利益主体、群众诉求和矛盾形式日益呈现多元化、多样化趋势明显,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驻社单位等多元主体对参与社区事务协商提出了新的期盼,逐渐由“要我参与”转向“我要参与”。为此,我们顺应群众期待,转变社区治理方式,促进多元主体之间形成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提升社区自治功能和治理能力。

(三)香洲区对完善基层协商开展了新探索。2015年,民政部批复同意珠海市香洲区为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民函〔2015〕233号),要求香洲区围绕“构建新型社区治理结构,形成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互动模式”开展实验探索。香洲区位于中心城区,面对破解城市社区和老旧小区治理的瓶颈难题,首先进行“自我改革”,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探索建立社区“议治相济”新模式,打造了“区域有特色、镇街有品牌,社区有亮点”的多点支撑,提升了社区协商水平,促进了社区和谐善治,完成社区本质的归位,为推进城市社区协商共治提供鲜活经验。

2、 做法与经过

(1) 构建“三网融合”格局,注重多元参与。

一是共建“四级议事”网络化。打破条块限制,构建起“区级中枢-街道枢纽-社区党委-居民议事”四个层级网络。突出区级中枢平台指导作用,强化街道和社区党委的核心作用和服务功能,推动社区以楼栋为单位一户一票的形式选举产生居民议事代表,组成社区居民议事会,建立“小区—社区”两级议事机制,让居民为谋求社区共同利益“发声”。

二是深耕“1+4+N”网格田。在原先社区党委、居委会、业委会三位一体管理的格局下,建立“1+4+N”议事网格。即吸纳驻地单位、居民代表、物业公司和社会团体,以及多个利益相关方参与协商。如围绕物业开展的小区物业协商会议、围绕驻区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多方会议都纳入网格化,转变工作方式,深耕网格田,通过议题来源的多元性提升社区参与的广泛性。

三是覆盖“自组织”网状面。以9个镇(街道)的社会组织统筹中心和其运营的社区营造中心为平台,引入大量专业社工和社会组织“落地”社区。目前,全区注册社会组织496家,社区备案131家,公益类、服务类、互助类覆盖率达50%,形成“专业化+本土化”的社会组织协同服务模式。一方面,运营成熟的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让居民受益的同时,发挥了居民自身力量回馈社区建设;另一方面,注重挖掘草根精英引领社区组织发展,让各类人群找到适宜的社会组织,培育居民走到前台,唱起主角,开展服务,进而培育社区公共精神。

(二)厚植“三份清单”理念,紧扣居民需求。

一是明确责任清单。建立了《社区协商责任清单》,指导镇(街道)、社区将涉及居民自治的重大决策事项、关乎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纳入责任清单,实行目录化管理。对较为重大、涉及面广的事项,邀请专家学者、辖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进行前期论证、专题研究,让协商内容紧贴社情民意。

二是听取居民菜单。梳理了《居民议事清单》,列出了由居民参与商议的议事菜单。听取居民群众和辖区单位对社区环境、社区互助、社区老人关爱、社区儿童关爱、社区文化、社区安全、社区自组织培育、社区青年发展等八大议题的意见、建议,解决居民的具体议案,使协商内容紧扣居民需求。

三是兜底成果订单。制定了《居委会协助政府工作清单》,明确了居委会协助政府开展协商成果的事项,建立“社区重点落实,街道积极推动,‘两代表一委员’多渠道反映”执行机制。通过居民决议与党委审议的协商成果,由政府设立的“幸福资金”兜底买单,厘清了政府的“行政权力”和自治组织的“协商自治权利”之间的权责边界,赋予居民实质性的议事职能。

(三)固化“六议六公开”程序,畅通议事渠道。

一是内化议事程序。建立了“居民建议-代表提议-小区商议-党委审议-议事会决议-群众评议”的“六议工作法”。即由居民或楼栋长建议,议事代表形成提案,小区议事会共同商议,社区党委进行审议,居民议事会决议,最后由群众对决议执行情况进行评议。南村社区在居民提出的24个改善项目中,通过“六议工作法”,投入21万元,成功解决了楼道整修、儿童游乐设施翻新、绘本馆建设等公共问题,小区的整体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二是强化监督体系。在社区推广了“提案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方案公开、资金公开、公示公开”的“六公开”监督机制。通过民主评议、民意调查、考核评价等形式,强化结果督查,明确了申报10万元以上的项目必须经第三方介入或评估,进一步促进协商成果落到实处。

(四)营造“五大亮点”品牌,创新平台载体。

一是深化既有形式。一方面明确“召集人”,由社区党委或议事代表担任召集人,定期召开居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会、工作听证会和民情恳谈会等社区常态会议,集中协商形式。另一方面,深化议事规则与“常态会”的制度衔接,建立健全“四大会”协商、居民公约、党员代表议事制度,鼓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居住地社区协商。

二是创新特色载体。在推进社区协商中注重整合资源,发动各类协商主体,形式上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形态,呈现“区域有特色、镇街有品牌,社区有亮点”的多点支撑,形成了议事规则、参与式社区规划、微协商、社区议事厅、理事制五大类特色品牌。如梅华街道南村社区将《罗伯特议事规则》本土化,制定《南村十三条》议事规则,确保居民议事有序进行;狮山街道红旗社区以老旧小区“参与式”规划的方式,积极推动政府规划部门协商,营造“良辰美井”、“老街活化”等项目,在保存历史印记的同时,提升老旧小区环境;前山街道福石社区“微协商”借助云端服务平台,倾力打造“互联网+6D”智慧服务,使社区协商进入大数据统计、分析时代;拱北街道华平社区建立了居民、社区、物业、业委会四位一体的理事机制;翠香街道“社区议事厅”由社区居民通讯员负责“采编播”,开通社区电视全程直播议事现场,至今播出180多期。

三、成效与反响

香洲区社区“议治相济”模式,对破解城市社区单元化作出了一定贡献,展现了突出创新之处和积极意义。今年6月,2017中国社区治理创新论坛在珠海举行,来自民政部、中国社区发展协会、北京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等专家为香洲区“问诊把脉”,认同我区“议治相济”有效解决公共问题,社区形成“需求互补-自我服务-居民受益-主动参与”的群众工作良性循环机制,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6月10日,央视新闻频道以《空间,如何公共》报道了我区南村社区协商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认为:“在不断健全的协商机制下,‘议治相济’成为包容各种公民公共姿态的空间”。由民政部主管的《社区天地》于5月专刊报道我区《以居民参与为核心的社区营造路径》《南村模式:行之有效的社区协商机制》的专题。

(一)涵养社区公共价值。“议治相济”作为社区服务的空间和载体,有力推动了社区组织和居民团体参与自治和服务,通过典型人物引领、典型案例培树,激发居民参与热情,促进公共服务、市场服务、公益服务、志愿服务融合发展。2016年以来,全区解决居民难题800余个,撬动社区资源200多万元,完善一批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急特难题”。如南村社区绘本馆建造、福石社区荣泰河庭C区压缩站改造、夏湾社区德康苑小区排污管道整修等,都是通过社区“自我服务”的方式,提升社区空间与公共价值。

(二)增厚居民议事资本。“议治相济”通过发掘居民领袖,培养居民自组织,使居民从原来的服务享受者转变为服务提供者,“演绎”社区的鲜活性,增厚居民议事资本。北岭社区选举产生了95名居民议事代表,自发形成了8个自组织,涌现了10多位社区领袖,100多名社区志愿者,举办了“做北岭有心人”义集义仓等活动,成为社区发展的核心力量。

(三)聚焦社会参与力量。“议治相济”使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空前活跃。如红旗街辖区单位让渡停车库供小区居民夜间停车,缓解了老旧小区的停车难问题;各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行业协调作用;社区自发组成小区巡逻队、电影特工队、亲子绘本社、义集义仓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志愿者等热心人士,结合自身行业特色和个人专长,为社区提供了法律咨询、家庭医生、社区规划等服务,帮助居民解决实际困难。

(四)酝酿睦邻自治氛围。一是建立了熟人社区,将陌生人变为熟人。通过在楼栋、院落开展“社区邻里节”,拓展交往渠道,形成熟人社区的氛围;二是建立了情感共同体,由熟人变为家人。社区各类群体之间,通过参与公共议题找到利益共同点,增进社区信任,营造温馨大家庭;三是建立了自治共同体,由家人变为主人。引导居民关心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建立具有约束力和激励功能的居民公约,逐步提升社区责任感,最终以主人翁的心态,形成牢固的社区认同和归属感。

四、探讨与评论

一是从理想主义向现实关怀转变。从居民议事会的议题分析可以看出,73%的议题是关系到社区居民的生存环境、12%关心弱势群体。以社区居民为“种子”,以居民需求为核心,将“议治相济”运用到小区、楼栋和街巷居民自治事务中,是主动回应和满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

二是从政府管控向服务为主转变。应对公民社会自主和自治特点,城市社区有“世俗化”和“趋利化”消极一面,也有参与、协商、合作等积极一面。“议治相济”的诞生体现了基层组织能够面对城市社区特点,由政府“管控”主导向民本导向服务的现代社会治理方式转变,使社区逐步从政府的“发言人”转变为居民的“代言人”。

三是从纠纷调处到关口前移转变。坚持关口前移,实现力量下沉,维护社会稳定。社区是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矛盾的聚集地,“议治相济”有助于敏锐地察觉社会矛盾、及时发现社会问题,第一时间救助弱势群体,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冲突。群众诉求得到畅通、服务需求得到满足,成为有效力的“避震器”和“减压阀”,有助于巩固基层党组织执政地位。

四是从传统资源到需求互补转变。进一步拓展了基层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空间。议治相济”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需求性。实现“问题—需求”取向与“优势—资产”为本的结合,挖掘社区内部资源,引导居民成为资源开发和资源收益的主体。二是互补性。梳理传统社区与居民议事在功能和权责的边界,使社区居民议事会能够真正成为与社区在功能设置上相互补充、在服务水平上相互促进的载体,依托“议治相济”,实现政府治理与社区居民自治的对接,为更高层次的社区居民自治体系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来源:地方供稿

(责编:秦晶、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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