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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公务员蒙冤入狱17年 昔日同事视察监狱:这人该杀【2】

2014年05月29日07:58    来源:新京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于英生 17年洗出的清白(1)

5月21日,蚌埠市民政局内,于英生眼望窗外的高楼大厦。获释9个多月,他还在试着融入一座全新的城市。记者拍完照,他看着照片里的自己,“唉,真的老了。”新京报记者 贾鹏 摄 

“法律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运用法律的人,有时还有着私念和偏见。希望我的遭遇能让执法者把视野放得更远,让与我有相似苦难的人获得自由。如果我的经历能换来司法的进步,我愿意做一块铺路石,这不是摆高姿态,是心里话。”

——17年冤狱当事人于英生

按照当年警方的说法,现场除了于英生一家三口的指纹,再没有外来指纹信息;于英生说,后来省检察院复查案件,到蚌埠搜集证据时,却发现了两枚陌生的指纹。

时至今日,省市两级检察院都拒绝再提及此事,但巧合往往让人有意无意地将事情勾连在一起。

1998年2月,因为证据不足,于英生的案子已被市检察院退查了两次。看守所所长告诉他,他可能被无罪释放,“但问题是马上市里开两会,公安局长就要到检察院做检察长,如果真这样,肯定出不去。”

“如果”变成了现实。

冤狱

“给自己打气,活下去”

于英生最不愿和别人提起的,是在看守所的日子。

看守所条件差,他得了疥疮,一到被窝里就痒。治疗疥疮很简单,只要用疥疮膏或者一块硫磺皂洗几个澡就能好,于英生恳求了很多次,看守所就是不给,让于英生必须认罪,才能给。

于英生不认,身上都抓烂了,后来,驻看守所的检察官看不过去了,偷偷给他一块硫磺皂,但只洗了一次澡,就被看守所的管教发现,没收了。

2000年的一天,市政协委员们去看守所视察,哥哥于宁生因为工作关系随同,在号房外高墙的过道上,于宁生特意落在委员们身后,挨个朝下面的号房喊,“于英生,于英生”,不一会儿,一个哭腔传来,“哥”。

那是事发后四年,于宁生第一次看见弟弟。弟弟脸上挂着伤,他跟我讲,“伤是之前几天市领导视察,他喊冤,被管号干部打的。”

看守所里,于英生见到的熟人不只是哥哥。

一次领导来视察,于英生冲到门口大声喊冤。这个领导是他以前的同事,前同事望着他,对同行的人说,“这个人杀妻子,该杀!”

于英生说,他曾想过死,但一想到妻子不明不白地遇害,心里就放不下,“妻子比我还冤,我要是死了就对不起她,也让凶手逍遥法外,我给自己打气,必须活下去。”

2002年,随着案件终审裁定,于英生被押解到阜阳监狱服刑。

监狱里的犯人有娱乐活动,但在里面生活了10多年,于英生从不唱歌,他拒绝穿囚服照相,“它不应该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也不会把这里的一点一滴带出去。”

很多人说,于英生是现实版的《肖申克的救赎》,他沉默了半晌,最后说,“我比电影里的人要悲惨。”

他觉得,生活永远比电影更戏剧,有更多的意想不到。

抗争

从没离希望这么近

从第一天到阜阳监狱,于英生就说自己没犯罪。

监狱分监区的指导员张旭告诉他,可以通过正当途径申诉,牢房里,于英生给检察院、法院写申诉信,张旭让他把信交给自己,开始于英生不放心,担心指导员不会帮忙寄出去。后来从父亲口中得知,检察院和法院都收到信了,“我到现在都感激他。”

于英生自学法律,还托家人、狱警帮忙买书。监狱里,他自考了法律专科,拿到了法律专科毕业证,还学会了用电脑。

监狱里规定,犯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可以挣分,1到3分不等,1分可以减刑3天。

2005年8月,《法制日报》和司法部举办“我与法的故事”征文大赛,于英生拿了安徽省唯一一个三等奖。

于英生做勤杂犯,担任监区宣鼓员,向狱友宣传法律政策。在监狱里看报纸,他看完赵作海的新闻,觉得自己也有盼头了,“司法环境在变好。”

去年7月4日,监狱长突然找到于英生,说马上把他调到犯人医院去,还叮嘱他“现在起你什么都别干了,好好休养”。

正值盛夏,于英生被安排进一间有空调的病房,他知道那“星火”近了,因为就在年初,最高检的检察官还特意从北京来监狱找他,核实了证据。

“我心里狂喜。”于英生说,但又不敢表现出来,别人问起,他就说去医院看病,“我不敢讲,17年了,离希望从来没这么近过,越近越怕失去。”顿了顿,他反问,“能理解我吗?”

于英生被宣判无罪后,于宁生领着弟弟大踏步走出法院,扭头对弟弟说,“天亮了”。

但于英生没法释怀。

监狱里,每年妻子的生日、结婚纪念日、遇害日,于英生都牢牢记着,他想念那张脸。有次妻子问他,你知道谁是真凶吗?他说知道。醒来才发现是场梦。

去年11月27日,警察拿着一个男子的照片让于英生认,他反复端详,“不认识。”照片里的男子,是犯罪嫌疑人武钦元。

“我恨他。”于英生说,他希望法律这次能做出公正的判决,“只有这样,我经历的苦难才更有意义。”

亡灵

两座墓碑

回蚌埠后,在父亲坟前,于英生磕破了头,“爸,我回来了。”

于英生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父亲于道欣。“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

为了给儿子申诉,于道欣北京、合肥跑了几十趟,直到2005年8月,在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控审处检察官李革民说,案子已经9年了,老人家您急也没用,即使法律错了,纠错也是漫长的过程。

于道欣老泪纵横。

在监狱这么多年,每到中秋和春节前,父亲都要坐火车从蚌埠赶到阜阳,带上山东老家的花生和地瓜干,还有带鱼,那都是儿子最爱吃的。

监狱里有亲情同居室,每次和父亲同住,于英生都打一盆水,给父亲洗脚、剪指甲。

2005年春节,监狱接见室外面,于英生和父亲照了张相,相片里,于英生特意脱下了囚服囚帽,露着黑色羽绒服,这是他和父亲最后一张合影。

2009年春节,父亲最后一次探视,告诉他申诉可能就要从省检察院的控审处移交到公诉处,“父亲总能给我正能量,每次他都会带来一点希望。”

2009年6月23日,于道欣去世,终年79岁。老人终究没能等到儿子重获光明的那天。

哥哥于宁生觉得,公正不仅是惩罚真凶,也要追究当年办案人员的责任。直到现在,他还在父亲生前的住所设着灵堂,“我要求不高,至少在我父母遗像前鞠三个躬,就原谅他们。”

17年,风沙一点一点磨砺,墓园里,妻子韩露的墓碑上,字迹已模糊不清。

墓碑是岳父母和儿子立的,墓园工作人员说可以重新立个碑,加上他的名字。于英生想了想,没加,只把字重新刷了一遍,“人装在心里就行了。”

半年来,有人给于英生介绍对象,见过面,于英生再没接触对方。“我怎么会忘记她(妻子),现在没法接纳另一个人。”

残局

帮儿子一把

当年和于英生一起被重点培养的干部,其中两个人当上了副市长。出狱后,于英生的行政级别恢复为正科级,和案发前一样。

于英生觉得,仕途这两个字,在人生里已经被强行删除了。

“这就是命,命里有这一劫吧?”他开始信命,也在想办法修复命里的残局。

自己已然这样了,如今他想帮儿子一把。

同事刘先生曾见于英生在电脑前打字,材料是写给市领导的,“大概意思是希望政府能帮忙落实孩子的工作。”

春节后,儿子也被安排到民政系统,没多久就被评为单位的“服务之星”,照片贴在墙上,这让于英生脸上有光。

没能为父亲尽孝,于英生希望在岳母这弥补。73岁的岳母带着外孙租房住,他计划着给岳母再买套房。

冤狱换来的国家赔偿加上补发的17年公务员工资,一共100多万。于英生先是补交了17年的党费,又在民政局附近买了新房,两室两厅,6000多一平米,10月份房子就盖好了。

他自己现在租房过,岳父去世前为了看病,卖掉了于英生夫妻的三室一厅,如今房子已经变成了花店和文具店。

于英生再也没走近过他以前的家,每次路过,他刻意不去看那栋房子,“只要看见,就想起以前。”

那栋房子周围,他还能记起和妻儿最后相处的画面:那是个冬日的周末,一家三口沿着淮河路往家走,8岁的儿子一手挽着妈妈的胳膊,一手拉着于英生,腰里挎着父亲的BP机,觉得自己很威风。(新京报记者 贾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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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马丽娅、肖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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